映象新闻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赵宏教授以《未经授权不得披露背后的信息公开制度与问题》一文，主要从及时、准确发布原则以及传染病预警制度两个方面予以了回应和驳斥。

合目的性又包括目的的明确和受目的约束，即公权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应明确使用目的，原则上禁止为供未来不特定目的而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三 公权机关可基于正当理由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限制，但任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符合一定的限度，这一原则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之下也同样需要恪守，否则对个体权利的限制最终就会演变为对权利的彻底掏空和排除。

即使在紧急状态之下仍应谨守法治的一般界限，这是既往在处理诸多突发事件时，已经为我们所深刻体察的经验与教训，而这种一般界限在当下的疫情防控中就是，即使个体权利因公益需要而须受限制，但这种限制也不能逾越必要限度，而任其演变为对权利的彻底取消和排除。进入专题： 疫情防控 个人权利 新冠肺炎 。如果这些差异处理和歧视对待是公权机关发布和作出的，这在法律上绝非合法。（二）停工、停业、停课。劝返不成的一律送隔离中心隔离，费用每天800元由其本人承担。

多地的宾馆酒店同样采取严禁湖北人入住的硬核措施。处在事件之外的我们无法对他人的道德水准和行为选择进行评价。通过专家系统确立的信任、信心以及信赖对于风险甄别、风险管控具有关键的意义。

但这次新型肺炎蔓延造成的后果究其本质倒还不是小概率事件被无限放大后产生的错觉，而是个别职能部门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系统性多重错误。尤其是在专家早已确认病毒的性质和结构、有条件及时采取防控举措的情况下，有关决策者白白流失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良机，让人觉得特别难以容忍。只要我们能够有效地应对风险，危机就会转化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契机。非常遗憾的是，在亟需依法问责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无人负责的怪圈。

面对汹涌的疫情和国际法制度的压力，公众往往缺乏理解某些决策可能引起不利后果或损害的专门知识，也缺乏足够的信息和理性判断力。这时，围绕风险的对话、议论、交涉以及其他形式的沟通活动当然更加重要，但也更加难以达成共识。

而通过独任制集中权力和明确责任的尝试又会引起与决定相关的风险聚合、滋长等效应，在制度设计上很难实现风险的分散和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卫生组织的宣布是好事，有助于在防控疫情方面的国内外合作。在风险社会中，专家系统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也是当今中国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三重困境。

以法治的名义对8个议论和传播新型冠状病毒信息的医生作为造谣者进行惩处，这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一次严重亵渎，同时也证明这次武汉的疫情防控的主要失误发生在围绕决策的风险沟通环节。预防病毒传染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和配合，怎么能指望内紧外松的暗箱操作来解决问题呢？。当然，在这里其实决策者的风险意识也很强，甚至可能更强。根据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等的研究和预测，这次疫情可能会使中国GDP增长率降低0.1个百分点。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及时控制住疫情，鼓励外国改撤侨为异地护侨（例如把侨民从武汉转移到长沙的法国模式）、防止其他国家关闭边境的连锁反应，及时并有力地扶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另外，武汉的实例表明，各种风险防控举措——例如根据预防法学和治安法学的思路不断加强监督或规制以及警察的功能、严格限制表达的自由等等——本身也具有风险性，甚至会反倒把可能出现的风险转变成现实存在的危机

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突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传染病防治法》第16条第2款还规定，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中国针对包括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突发事件的应对，已不再游离于法治之外。建议修改《传染病防治法》，修正传染病分类与措施之间的对应关系，扩大某些预防、控制措施的普适性。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当事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二是，现行法律对政府部门如何确认和宣布应急状态的程序和形式规定得不够明确。《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防治战，使我们现行应急法律和理论得到了一次检验。针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状态有：应急状态、戒严状态和紧急状态。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的，从其规定。事实证明，我国现行的应急法律和体制总体上是有效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得正视和研究： 一是，现行法律对传染病的分类与措施的对应关系设置得不科学。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死亡人数的增加，以及疫情从武汉向全国的扩散，防控措施也从病例登记、预防性隔离，直至武汉市暂停全市公共交通运营，关闭机场、火车站和高速公路……，一场人人参与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治战已在全国打响。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是如何被依法列入传染病防治范围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把所防治的传染病范围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积极配合并提供必要的支持。进入专题： 武汉 防疫 法治 。我国虽然已有《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但它们在禁止和限制食用野生动物方面，没有直接规定，存在明显不足。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行政机关和医疗防控机构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治战中所采取的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制定）。（四）在当下的应急状态中，法律规定各级政府有哪些防治手段？ 政府启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后，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政府和医疗机构可以依法采取有关的防治措施。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规定，有关政府可以视疫情严重程度采取有关措施：1.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五 ）公民在新型冠状病毒防治战中具有哪些义务和权利？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防治并不只是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的事，我们每一位公民都有参与和配合的义务。

（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防治战为现行法律和理论提出了哪些新课题？ 法律不是圣人制定的，任何立法都将在实践中得到完善。由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公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传染病防治法》把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并对应地设置了防治措施，特别是规定针对甲类传染病的措施并不适用乙类和丙类。第43条还规定，当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宣布本行政区域部分或者全部为疫区。

4.控制或者扑杀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2.决定停工、停业、停课。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但是，行政复议和诉讼都不应当停止有关管理措施的执行。

四是，配套立法需要修改。这场战役不仅仅是一场医疗防控战，它已牵动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方方面面，对我国的法治基础同样是一个考验。